人物小传
白春礼，1953年9月出生，纳米科技专家和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
1978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81年获中科院硕士学位，1985年获博士学位，1985—1987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作博士后和访问学者，1991年10月—1992年4月赴日本东北大学任客座教授。
开栏的话
海归，一个特殊的群体，
海归，一个独特的视角。
出去，归来——
他们的脚步，度量着中国和世界的距离，见证着一个民族从封闭到开放的跨越；
他们的故事，光大着爱国、报国的传统，折射着中国社会由单色而多彩的巨变。
对话几代“海归”，回望激荡人心的时代历程，感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新闻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出国留学“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代代“海归”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30年海归，大致分三代：
第一代：
1984年以前 精英留学
当时留学生以公派为主，虽然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已经放开，托福考试也于1981年进入中国，但由于国民平均收入与西方相比普遍差距悬殊，再加上社会观念的盲区、信息不对称、手续的复杂，当时能够出去留学的人凤毛麟角，所谓“精英留学”时代。
第二代：
1985—1998年 潮流留学
中国“先富起来”的人逐渐增多，“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1985年被写进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国向外留学的大门开始放开。
第三代：
1999年至今 大众化留学
中国向外留学的大门完全打开。公费留学生的总数并没有减少，而自费留学生的总数则呈爆炸性地增长。目前，百万留学人员中90%是自费留学，中国开始从精英留学大踏步地进入“准大众化”留学时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中国是目前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
全球每7个留学生中就有1个中国学生
1978年到2008年底
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122.47万人
32.73万人回国
数据来源：全国青联办公室
81%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51%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72%的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
均有留学经历
数据来源：全国青联办公室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1978年，邓小平谈派遣留学生问题
出 国
那时联系学校靠写信，一封信一去一回，至少一个月
故事：1970年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批青年响应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来到这里，其中就有17岁的白春礼。白天是忙碌的卡车司机兼文书，夜晚在孤灯下刻苦自学。4年后他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进入北大化学系求学，随后考取“文革”后首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85年9月，在中科院化学所任助理研究员的白春礼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
记者：1985年，改革开放有7年了，那个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公派留学。当时您选择出国，是怎样一个过程？
白春礼：那几年我们逐渐开始跟国际接轨，做科研论文、科研实践的时候，要不断通过阅读文献来了解国外的发展情况，这时候就感到了巨大的差距，迫切地想要弥补这个差距。
当时要出国，找资料、办手续比现在难得多。为了找海外院校的介绍资料，要跑到国家图书馆借一本专门的书，这本书很抢手，特别难借。那时要跟国外院校联系，没有互联网，国际长途电话也太贵，只能写信。一封信，从发出到等来回音至少一个月。非常急的时候，只能到邮局挂电报。
记者：您出去不算最早，但据说“进入状态”挺快。到加州理工学院不久，就到世界著名的实验室工作，并且很快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
白春礼：我刚去，就有一位美国同事神秘地说：“你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知道，他是指我是继钱学森回国后进入实验室的第一位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刚到国外的时候，我本来是做另外一个工作，后来发现我的老师在做一种新的仪器设备，叫扫描隧道显微镜，是当时最高水平的显微仪器。那时候国外开展这个研究已经好几年了，国内还一无所知。我预感到，这对我们国家将来的发展会非常有利，就主动跟老师申请参与了这个工作。现在看来，很庆幸当初的选择。
归 来
我从来没有留在国外的打算。出去，就是为了回来
故事：到美国不久，白春礼与同事合作的研究成果就被列为国际学术大会的大会报告，编制的相关软件被美国海军实验室采用。他的导师专门致信中科院化学所，称赞他是“杰出青年科学家中的佼佼者”。而白春礼决定尽快回国。他谢绝了外国朋友高年薪、办绿卡的邀请，卖掉了心爱的小轿车，用积攒下来的5000美元，购买了国内没有的关键元器件，带着宝贵的技术资料，于1987年10月飞回了祖国。
记者：当时国内外不管是生活、科研条件等，您感受到的反差应该都非常大。有什么事印象比较深刻？
白春礼：出国那两年，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变化还没那么快，而国外中产阶级家庭已是家家有车。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包括人的思想观念等方面差距都很大。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我们留学生都省吃俭用，省下钱来带几大件回国，甚至还有人带回可乐！那时在国外见不到中国产品，而20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已完全改变。
说起车，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当时我在国外买了辆二手车，临回国前把它卖了。当时想，回国后再也买不起车、开不上车了，走前得过过车瘾，就计划自西向东横穿美国大陆。但租一辆车的租金太贵，怎么办呢？找了种最便宜的办法，帮一个要搬到东海岸上学的人把车开过去，自己只要出点汽油费就行，送到了再坐大巴回来。这一次可是过足了瘾，从洛杉矶，到芝加哥、纽约、华盛顿，过足了瘾，至今记忆犹新。
记者：既然有这样的差距，又为什么只出去两年，就义无反顾地回来？
白春礼：当年我跟导师说决定回国的时候，他很惊讶，竭力挽留我多干一段时间。但是他也理解我的心情。出国的时候我就没想过要留在外面，即便是多留几年也不愿意。我觉得在国外学的东西国内没有，而且这些新的仪器设备对国内科技发展又非常有用，所以非常着急回来自己做。和我们那一代公派留学的大部分人一样，出去是临时的，回来是肯定的。
创 业
当年科研经费少得可怜，为省车钱，扛着仪器挤公交
故事：回国后，白春礼说服当时负债数百万元的化学所，借给他12万元启动经费，腾出一间废弃的地下室作为实验室。经费太少，就蹬上三轮车，拣别人废弃的仪器、电线、实验台，修好再用。白手起家、从零起步开创事业，然而白春礼很快便以代表国际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得业界公认。
记者：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留学回来想要创业，是非常艰难的。
白春礼：是的。尽管当时国内外都有人邀请我加入，我还是回到了化学所，回来第二天就跟所里领导汇报了在美国的研究情况和回国后的设想。那个时候化学所也没钱，硬是被我说动了。实验室没暖气，冬天穿着羽绒服工作；科研经费也很少，要尽可能节省。出去买仪器，舍不得花钱打出租车，就自己扛着挤公共汽车回来。记得有次正赶上下班高峰，等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挤上去。
记者：对现在一回来就能享受到优惠政策的“海归”来说，很难想象20多年前创业是这样的……
白春礼：现在变化非常之大！从“百人计划”到“千人计划”，对留学归国人才在经费、住房等方面都有一系列支持，还有工作条件、实验室、研究生助手配备等，各方面考虑都很周到，为他们施展抱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引 才
如果要为几代“海归”找个共同的定语，那就是：爱国
故事：1996年白春礼当选中科院副院长以来，重视人才工作的他，先后参与实施“百人计划”、“千人计划”，组织“西部之光”、“东北之春”等人才计划，建立中科院海外评审专家委员会，推动针对海外留学人才的青年学者计划和海外合作伙伴团队计划，吸引更多海外留学人才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记者：这些年来，您倾情倾力为海外归国人才搭建平台，这与您当年的创业经历有关吧？
白春礼：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和体会，知道回来工作会遇到什么困难，怎样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当年我从国外回来，不说别的，上户口就花了两个月。那时规定，出国超过半年户口就要注销，回来又面临上户口的问题。但我一没有身份证，二没有住的地方，户口都没办法上，为这个跑了很多趟。所以我常说，要真心为留学人才搭建好的事业平台，使他们能够顺利工作，同时也要从待遇上多多考虑，让他们能够舒心生活。
记者：您还曾经担任过青科协会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留美同学会会长等，这些工作都常跟留学人员打交道。做了这么多事，是什么动力驱使？
白春礼：我跟很多海外留学人才都是很好的朋友。这不光是在中科院分管人才工作的需要，也是一种使命。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在欧美同学会发起了“21世纪中国与留学人员的历史使命”系列研讨会，影响很大，效果很好。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在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海外留学人才是一个独特的人才宝库，应当也一定能够焕发出更大的能量。
记者：如果把这些年的“海归”人才分为几代，您对每代人怎么评价？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他们的共同点，您会选择什么？
白春礼：不同时代的人，观念看法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留学生满怀爱国、奉献的激情；1978年以后，很多人抱着开眼界的想法出去，带着新技术、新理念回来，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现在大众化留学、自费留学多了，每个人想法不同，择业观不同，选择更多元了。但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化，留学生爱国的本质一脉相传。很多人都说，出了国更加爱国，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更强了。如果要为几代“海归”找一个共同的定语，我想那就是：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