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英中时报》报道，2009年，10.8万留学人员选择归国，根据中国教育部国际司的数据，这个数字在近些年几乎是每三年就翻一番。他们中大约有十分之一选择自主创业。
由于旅居海外多年，与国内生活有所脱节，许多留学生缺乏对国内文化、社会以及商务规则的认识。创业中套用国外模式，缺乏对中国游戏规则的了解，是许多海归归国创业的硬伤。一份针对归国留学人员的调查中，对中国社会“人情世故”的不适应成为诸多海归的隐痛。
尽管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设立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推出“千人计划”，“百人计划”，广纳贤才，涉及扶植留学人员归国创业整体机制还不完善，存在着信息不透明、各政府部门协调不力、缺乏有效的融资平台和注重短期效应等问题——这从另一方面增加了归国留学人员创业的成本。
归国创业四处碰壁
留学生小王在英国获得互联网工程的学士学位后，在多家IT公司有过工作经历。2006年他在英国创办了一家IT咨询公司，在中国、印度设分部。
有了之前的工作经验和第一次创业的资本，他计划在上海投资创办一家教育咨询公司，但是“没有想到回国创业这么难”。
“我去了几乎每一场的留交会(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咨询每一个政策细节，但是因为公司是‘外资教育’背景，所以到处碰壁。事后他通过正常的公司注册程序到工商局办理手续，还是阻碍重重。
小王还告诉记者，他自己在第二次创业过程中花了很多无用功，“归国创业，我没有社会网络，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建立一个九个人的团队，到处找投资方，找不对人就根本没有办法，有时候就是乱投一通。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把人力资源、资金资源、专家资源这些创业最需要的要素整合起来，创业者能够方便获取信息，我也不会耗费这么多精力。
关系才是硬道理？
高先生毕业于帝国理工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回国后于2007年与朋友合伙创办了一家计算机视觉公司。高先生现为公司的技术负责人，管理公司20名员工，在东南沿海某省会城市的软件园区内主营交通信息系统的有关业务。
他坦言当初回国之所以没有像其它大部分海归那样选择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创业，关键还是因为在那边“没有关系网”。
正在伯明翰阿斯顿大学就读、曾从事风险投资的龚女士表示，留学人员在国外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后和国内的生活有一个断层，归国后在人力资源和人力背景上很多不如本地的生意人。“我们在国内原先很看好的一个项目，和另一个本地项目竞争，在条件上这个项目优于本地企业的项目，但是最后对方因为有更好的当地社会网络获得了更多政策的倾斜。”
“我认为好的项目和人际关系同等重要，”华威大学无线光通讯的博士生曾宇告诉记者。“人际关系可以归到创业的Marketing(市场营销)这块，一个项目前期靠对技术的投入站住脚，后期的销售就要靠非技术方面的资源去推广。”
曾宇目前正在参与一个超声波应用方面的研究项目，这个研发团队正准备等技术成熟后回国创业。“我们必须对这个项目进行很好的包装，让评审委员会能够更清楚了解这个技术以及它可能的市场价值，这样我们才能协调资金寻求合作。”
他承认评审过程中难免要公关，“国内在资源的分配上会比国外考虑地更多一些，在这里我们申报项目只要把技术方面的事情写清楚就好了，不用去做人事方面的交流。在国内，我们必须做两方面的工作，既要写好技术部分，也要找相关的负责人谈。”
适者生存还是体制改革？
在目前国内的创业体系中，政府、民间资本和创业人员三方面的职能界定还十分模糊，政府同时作为风险投资方和创业体系管理者，而民间资本和创业人员又苦于没有对话平台寻求更多合作机会，此外，民间资本的投资又通常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缺乏统一的标准。
由于在技术创业领域，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中小企业的扶持和管理，还关系到国家整个科技体系运作，各方利益的博弈。此外，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理思路还遵循大政府的“控制”方针，短时内难以退居二线转变为引导、辅助和推动。
留学生张洋对记者表示，目前国内有关创业孵化尚缺乏系统管理，“每个创业园都有自己的培训课程，但是每个月就一次、两次，每次一到两小时，这个对于创业者来说是非常不系统的。
攻读EMBA创业学的张洋，在归国创业上也走过弯路，“我创办这个公司是希望能够把西方社会已经做得很成熟的风投咨询理念引入中国，针对归国留学人员这个特殊的群体，提供如归国文化再学习的服务，同时帮助他们一步一步完善创业计划。”
“在现有的体制下，我还是尽力去适应这个环境，”高先生说。“物竞天择，如果我没有强大到可以改变这个环境，我只有选择去适应它。有风险才有挑战，我喜欢接受挑战，”他说。
正如曾宇所说，创业在任何地方都有风险，创业者的开拓之路必定充满艰难和挑战。对于归国创业的留学生而言，国内体制的不完善和他们在西方环境中所形成的观念的落差，让他们在创业之路上要比发达国家的创业者付出更多的代价。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流国内，改变现有体制中不适应市场发展的规则的诉求也会更为强烈，张洋正是这样的试水者，他用创业的方式来填补现有制度内的空白，而这也正是改变的开始。
